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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阿光一直吵着要跟，想看女孩子，阿华说：「你去打手枪啦你！」然后竟然过来敲我的门，丢一本破破烂烂的黄色小说要我隔着甘蔗板念给阿光听，说让他自己爽一下。
直到那天我才知道，虽然小学有念完，可是阿光看得懂的字却不及幼稚园的程度，而且那次的「读书经验」也让我挫折到死！记得我挺认真地、加油添醋地念到自己都已经快挡不住了，隔壁阿光竟然全无反应，叫了几声之后，才听见他睡意蒙胧地说：「啊……，刺激的地方快到了没？」
后来阿华终于帮阿光找到工作。有个车友的邻居是片商，透过他拉线，阿光当了跑片小弟。
所谓「跑片」，就是一部电影如果有两三家戏院同时演，片商会把第一家之后的放映时间往后延，等第一家放完第一卷之后，马上把影片往第二家送；跑片小弟就是骑着脚踏车运送影片的人。这工作，阿光还算胜任，会骑脚踏车、西门町联线的戏院记得住，可以避开人潮抢时间的巷道带他走几次，让他熟悉也就OK了。
记得第一个月领到薪水那天，阿光竟然拿着薪水袋一直笑，说以前拿到钱套子都是红色的，这一次不一样，是土色的，上面还直接写数字，连猜都不用猜，「而且真的照这个数字给，一块钱都没骗我。」
阿华的反应依旧是巴他脑袋，不过加了一句话，说：「赶快寄一点回家给你阿爸，让他高兴一下！懂不懂啦，阿傻！」然后硬要他请我们去美观园吃快餐，另外叫了一大杯生啤酒三个人分。不过最后拿账单去付的依然是阿华。
没想到三个月后，出事了。
记得是一个周末晚上的八点多，忽然有几个长得绝非善类的人杀进我们的雅房，说阿光连人带车还有一整卷影片跷头失踪了。片商落来的人说阿华是阿光的保证人，如果片子没有找回来，所有损失要他负责，至于当天晚上如果观众因此退票，退一张，阿华就得赔一张。
恶煞当前，阿华当然不敢逞强，不过，他希望知道阿光为什么会落跑。
他们说，傍晚的时候，片商老婆要进厕所，门没锁，一推开，竟然看到阿光拿着一张爱云芬芝主演的电影海报在打手枪，老板娘的尖叫声听说连隔壁都以为发生凶杀案；老板问清事情的始末之后，狠狠地巴了阿光的头，说：「等电影散场后，送你去警察局，让警察送你进监狱！」
然后，阿光从第一家戏院拿走第三卷影片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我陪阿华和那些人去办公室见片商；片商一直在打电话，好像在问戏院退票的数字。电话讲完之后，老板回头看看我们，跟阿华说：「算你运气好，省掉一大条，戏院说竟然没有观众退票，okasii 呢！不过你最好去把那卷影片给我找回来，找不回来的话，这个档期的损失我全部找你要。」
那天晚上我和阿华几乎找遍整个西门町的小巷，还像找小狗一样，阿光阿光不停地叫。阿华说他一定躲在哪里不敢出来，因为阿光什么都不怕，就怕人家叫警察。他说以前他们那边有一个警察很烂，看到人家种的、养的只要喜欢就拿；有一年春节前趁阿华家里的人都在外头忙，竟然把家里养着等过年的鸡挑大的抓，而且还一次抓了两只，家人知道后好像什么也不敢讲。
阿华说他很气，于是大年初二的晚上，就约了阿光跑到警察家，把一堆鞭炮绑在一起，等有人进浴室的时候，把鞭炮点着了，从木板窗子的缝缝里扔进去，结果里头传来的是警察的老婆发疯一般的惨叫声。
阿华说那警察很奇怪，没先去看老婆，反而直接跑出来追人，阿光跑得慢，被逮个正着。那天晚上在警察的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阿华说阿光隔了好久好久之后才敢说。他说警察很变态，竟然叫阿光当着他太太还有两个小孩的面把裤子脱到膝盖，再把鞭炮用橡皮筋束在阿光的鸡鸡上，然后一边喝着酒，一边拿着香烟不时伸向鞭炮的引信，说：「你想炸我老婆的……？」
就这样折腾到他过瘾了，阿光整件裤子都尿湿了才把他推出门外。
「我真怕阿光以为只要他让女人尖叫，就要被警察抓去点鞭炮。」阿华讲完这段故事时，我们正好经过阿光跑片的戏院，他看了一下看板说：「外国片！干！我就知道，一定是那种没人看得懂的，所以才没有人退票。」他说：「读书人嘛都这样，外国片看不懂都不敢说，就连少放一卷也要自己骗自己，装懂！」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部电影的名字——CATCH 22 ，中文片名翻作《二十二支队》，多年之后才知道，就连那中文片名根本也是瞎糊弄。
两天过了，阿光还是没回来，阿华竟然骑着摩托车，杀回去通霄找。隔天带着那卷影片回台北，一脸倦容。他说阿光不敢再来了，说那小子当天竟然就连夜踩着脚踏车从台北踩回通霄，但是连家也不敢回，几天来就在海边的碉堡里头睡。
阿华描述见到阿光时的场面其实更像电影。他说阿光领着一群孩子在海边，把影片拉得长长的，一边跑一边对着阳光和那群孩子一起看，阿华说：「在蓝天碧海为背景的沙滩上，我听到孩子们一直兴奋地叫着，你看到什么？我看到飞机……，我看到里面有飞机……」
讲完之后，阿华就一直沉默着。
片商拿回影片后也没要阿华再赔什么，因为即便少了一卷影片的那几天，电影继续演，观众继续看，既然没有人抱怨，当然就没有人会退票。
告别式——
阿义和他似乎在开学第一天就已经交上朋友了。
第一堂课的自我介绍，他一开口全班就笑成一团，因为他的国语带着很重的南部台语腔调，听起来很像猪哥亮在主持节目。
没想到他好像也没生气，看了大家一眼之后说：「我是很认真地想跟大家认识，但是如果我的国语让大家觉得这么不正经的话，那我用台语讲好了。」
然后他就用流利而且有点古味的台语介绍他自己，不过语气里有掩盖不住的怒气和挑衅。他说其实他不想来北部考高中，因为家里是种田的，土味重，都市没泥巴，怕水土不服；不过，国中校长想拼业绩，说如果他考上北部第一志愿高中的话，三年学费要帮他出，所以才来考。
他说原本以为要进这个学校这么难，学生必定都很优秀，没想到连自己都考得上，所以觉得「咱大家都差不多，不必龟笑鳖无尾，以后就共同学习，共同漏气求进步。」
讲完之后全班安静，不过，肯定不是震惊，而是大部分的人根本听不懂，少数听懂的也不能体会那些显然超龄的语意，直到阿义笑出来并且率先鼓掌之后，全班才有点礼貌性地跟随。
他寄住在板桥亲戚家，亲戚做的是承包办公大楼清洁的生意，假日或寒暑假他都跟着帮忙，奇怪的是，每次出去工作他总是穿学校制服；两人混熟了之后，有一天阿义问他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一样穿工作服？没想到他的回答竟然是：「那人家不就把我当成跟他们同款的人？」
阿义的妈妈很疼他，因为是同乡。阿义的妈妈常邀他到家里「吃好料、补一下」，两个人在厨房讲乡下的过去和现在，讲学校老师谁还在不在等等；妈妈常说阿义国中之后跟她讲的话还没有他多。
两人后来更热络，因为一起编校刊。不过，后来校刊出了大麻烦，因为他访问了几个当年称为「党外」的校友，学校有意见，报纸上还闹了好几天。
阿义常想或许就因为这个因缘吧，他从此和「政治」沾上边；大学时期他花在那几个选上公职的党外校友的办公室的时间好像比在教室多。
阿义和他大学同校不同系，他念历史，阿义念企管。考上大学的时候，阿义的母亲包了一个十万块的红包给他，笑着说是「同乡会」给他的奖助学金，阿义记得他红着眼眶跟妈妈说：「我一世人会记得你和阿义这分情！」
阿义的爸爸对他始终没那么热情，有一次还有意无意地跟阿义说：「这种朋友要小心，嘴唇薄的人，比较无情。」记得妈妈还骂他迷信。
毕业后，阿义跟着爸爸从商盖房子卖，而他果真走上政治之路。
第一次参选的时候，阿义赞助了他一大笔钱，总部成立那天他早早到，当看到竞选文宣上他把「校刊事件」也当作过去抗争的资历时，阿义才蓦然想起青春年少时曾经发生过的那件事。
板桥那些亲戚看到阿义全都迎过来，忙着端茶、递烟、递槟榔；当阿义看着那一张一张黝黑、热情的脸的刹那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当年他说：「那人家不就把我当成跟他们同款的人？」的时候，那种有点不屑的表情。
后来阿义常跟朋友说，那一天他第一次了解什么叫做「选择性记忆」——他记得的，阿义早已遗忘；而他或许已经遗忘的部分，阿义却如此深刻地记得。
那次他当选了，报上说他是少数形象清新的当选人。
八〇年代初期那个全新的政党就像一个孕育已久而终于呱呱坠地的宁馨儿一般，备受宠爱、期待与包容。
阿义还记得在另一次的选举活动中，当这个政党的某个候选人在台上以激情的语言述说民主运动过程的挫折和所遭受的迫害时，底下的听众回应的是同样激情的呼喊和掌声，当有人发现阿义并无类似的热情时，竟然毫不避讳地高声喊道：「没鼓掌的他家死人。」
没想到那声激情的咒骂最后竟然成真。
八〇年代初期刚好也是房地产的谷底，阿义父亲的公司之前在郊区所盖的一大批社区型的房子完全滞销不打紧，连当初大量买进的山坡地也因为法令改变有很大的部分被禁止开发，而剩下的部分如果要符合新的法令规范开发则需要增加可观的成本，资金方面银行又遇雨收伞，于是公司当下进退两难，阿义的父亲在心力交瘁之下，有一天竟然就在赶赴银行谈判时猝死在计程车上。
当天夜里，已经一两年没有联络的他竟然出现在阿义家仓促设立起来的灵堂前。阿义只记得他一进门就跪了下来，然后趴在地上一路嚎啕爬了进来，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呼喊着什么「大恩来不及回报……怎能就这样走了！」之类的话，夸张的动作和声音把在灵堂前帮忙的邻居都吓傻了。
当阿义的母亲扶起他之后，他紧紧地抱着她，喃喃地说：「阿母，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阿母！」
忙碌了一整天的阿义直到那一刹那才发现怎么这整个过程都有镁光灯断续闪烁着，而当镁光灯不再亮起的时候，他随即放开阿义的母亲，走到阿义的面前说：「事情怎么会这样？」
阿义虽然看到他满脸通红，闻到他一身酒味，但还是把这几年家里的状况、生意上的压力等说了一个梗概，他身边一个类似助理的年轻人倒是挺认真地记录着。
最后他跟阿义说告别式那天他会来，「我们主席，还有重要的党工和立委我也会请他们来，你的场面，我不能让你漏气！」他说。
第二天一大早，阿义家里来了一大群帮忙打杂的邻居，阿义听见他们都在赞美「那个年轻的议员真有心」，说昨天半夜有人按电铃，开门一看竟然是那个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议员来问路，跟他们说阿义的父亲过去对他有恩，知道他老人家过世了，不管多晚也要赶来探视、上香；而且，听起来他好像不只按了一家的门铃，而是连续问了五、六户之后才找到阿义的家。
阿义的母亲狐疑地看着阿义，喃喃地说：「他才几岁记性就这么坏？没几年前来厝里就像在这灶脚咧，怎么现在就要问路？」
阿义原本想说：「他在扮戏啦！」但最后还是没说出口。阿义更不想跟母亲说当天的报纸上有她的照片，就在他父亲猝死的报导旁边，她被一脸哀戚的议员抱着，标题是：缅怀昔日恩情，〤〤〤午夜泪洒灵堂！
告别式那天他来了，阿义当然记得，因为在公祭的过程中，阿义瞥见灵堂的外头他站在一堆政治人物的中间，正面对一排摄影机激动地说：「因为他的栽培，才有今天的我，我惟一的报答，就是把悲伤化为为民主持续奋斗的力量。」
很多人都知道阿义和他之间曾经有过的友谊，不过，每当人家问起阿义对这个政治明星的看法时，阿义总习惯这么说：「不错，他演技不错！」
PART4 一封情书的重量
情书——
那张脸孔和笑容依然如此熟悉，岁月好像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多少痕迹。他的生日即便没有写上，直到现在她也还记得清清楚楚，何况是那么特别的日子：四月一日，再怎么样要遗忘也难。
「……甜美而缠绵的言语或许更容易打动你的心，但，请原谅一个在这样的日子里出生的呆子，他想用最简单而且愚昧的书写方式来呈现心里已然无法压抑的悸动和持续的、无声的呐喊，可是却又想不出其他的合适的词句，因此只好写下这贫乏的三个字——我爱你。」
这是他写给她的一百多封情书的第一封。
几十年后的现在当然看得出当时他是那么聪明地装笨，但接到信的那个当下，光最后那三个字已让她毫无防备地泪流不止，一如此刻。
此刻摆在她面前的是他的讣闻，以及那一百多封收藏多年，有些甚至已经可以倒背如流的情书。
他大她两岁，一九六〇年出生的，今年不过才满五十岁，却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永远不会知道她有多少次曾经想象着某一天和他在异国黄昏的街头重逢时的情境了：夕阳下惊喜的对视、长久而无声的怀抱，之后是在微醺下彻夜平静而且毫无掩饰的长谈，有欢笑也有泪水，直到黎明。
她要跟他说长久以来的思念和遗憾，而最后他或许也会跟她说：你也许不相信，但这辈子……除了你，我不曾爱过别人！
她常用这样的想象下酒，让自己在寂寞且自觉已然苍老、爱情不再的夜里，还可以有一点生命的余温可以挡寒入梦。
为什么是异国重逢？有时候连她都会对自己所「设计」出来的想象觉得苍凉……，因为几十年来他由知名作家转变成一个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官员，所以除了国外，好像没有可以满足她的想象的场景，而世界各地来去奔波却正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只是这样的生涯转变，却都不是爱情萌芽的阶段两个人想象得到的事。
第一次彼此认识的时候他大三，是大学文学社的社长，而她是商学院的新鲜人；注册那天她从他的手上接过一份好像特别为商学院学生所设计的社员招募的传单，因为上头的文案写着：你或许不知道，邱永汉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也是得过直木奖的作家！
她问：「什么是直木奖？」他说：「来参加文学社你就会知道！」
两人熟识之后讲起那天的情形，她曾经跟他招认，其实会加入文学社根本不是为了知道直木奖是什么，而是「你的笑容像孩子，而且你有一双好看的手，那双手给人的感觉好像就像一个作家。」
后来她才知道自己的直觉挺准的，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颇有知名度的大学生作家，在偶像明星还不像现在这么泛滥的年代里，文学社有许多女生其实是冲着他的名气而加入的，她甚至还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暗地里她们彼此勾心斗角「争宠」的氛围。
而这也是她意外地接到他示爱的情书时那么惊喜、激动而泪流不止的主要原因——怎么是我？竟然是我！
一星期至少一封的情书在第三十几封之后频率略减，因为他说：「我喜欢直接把爱写在你的唇上、耳边、发梢以及你细致而敏感的身体上……。」
毕业后他在澎湖服役，那是情书频率最高的时光，每一封几乎都流露着炽热的爱意和深浓的思念，这样的爱意和思念都得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的返台假期里得到补偿。
她毕业那年的夏天，只要想念的时候，倒是她飞机票一买就去，为的只是部队晚餐后到晚点名前那几个小时激情的相处。
至今她都还记得他连澡都没洗便猴急地扑过来时，身上浓烈的体味以及在唇齿之间流窜的汗水的咸涩。
就在他退伍前夕，她接到英国一间她向往已久的大学的入学许可；当她迫不及待地飞到澎湖告诉他这个让她雀跃不已的讯息时，他却只沉默地看着她，好久好久之后才说：「对不起，说实在……我无法分享你的喜悦，因为对我来说，你好像正在慢慢远离，而我却无力跟上你的脚步。」
那个傍晚她只记得在止不住的泪水里，第一次听他提到两个人家境的差异、志趣的选择、思念与距离之间的考验，还有未来可能如何又如何……，最后他认真地说：「我没有权利干涉你任何决定和选择，更不愿意自私地阻扰你未来的追求，除了祝福，我只有等待，请记得……你是我这辈子的最爱！」
他一直信守着「等待」的承诺，不定期的航空邮筒密密麻麻地诉说他的思念、工作和生活，提到他被网罗进「逐渐解构，并看得见正快速转变中」的执政党的宣传单位。
但这些信始终无法汇聚成足够的能量，让在湿冷、阴霾的异国里活在课业压力下得她得到支撑，反而是她父亲公司派驻在伦敦的经理蓄意的殷勤，让她可以不时支领一些必要的温暖。
最后她不得不承认，思念与距离真的是一种严苛的考验。虽然她记得少女时代只要看到香港连续剧里的人用广东话谈恋爱总觉得好笑，没想到一年多之后她就和那个来自香港的经理走进教堂。
他给她写了最后的一封情书，只有几个字：等待的尽头祝福依旧，只因为你是我这辈子的最爱。
两年后她从报纸上看到他结婚的消息，新娘她认识，也是当年文学社的社员之一。
三年后她离婚，先生劈腿，对象是一个客户的秘书，香港女孩，当时她第一个感觉是：他们真的比较适合用广东话谈恋爱。
之后，她全力投入父亲公司在欧洲的所有业务，男人不缺，爱情却始终空白。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政权二度移转之后一个政商云集的宴席上，他好像一眼就认出她来，虽然和别人握手寒暄，视线却老是瞥向她这边。后来他慢慢走过来，依然是那么好看的笑容，伸出来的依然是长得像作家的手。
她不知道从何说起，反而是他先开口，他说：「我知道……有关你的……我都知道。」
她把名片递给他，而在眼泪即将溃堤之前，她低头转身，缓缓离开。
葬礼上公祭的单位落落长，她坐在角落的位子远远看着那张熟悉的脸孔，安静地等候着跟他道别的时刻到来。
她打开入口处服务人员递给她的礼袋，里头装着毛巾以及一本书，书名有点俗，叫：《字字句句都是爱》。
遗孀写了卷头语，说里头是当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