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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周恩来细致，赶忙补上一句：“初步意见，还可考虑，还可考虑！”
郭沫若对这次谈话十分满意，对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也十分高兴，出来时对李一氓、阳翰笙说：还是周恩来考虑问题周到细致。
周恩来在征求了郭沫若的意见，知道郭沫若对工作安排没有异议之后，很快把情况告诉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
邓演达听到郭沫若这样一位人物屈就自己属下的宣传科长，不知道有多高兴，立即亲自到郭沫若家里专程拜会，表示他的由衷高兴和欢迎之意，并表示无论郭沫若担任什么工作，是什么头衔，他都会把郭沫若当成“军师”一样敬重。为了表示对郭沫若的尊重，邓演达特意为郭增加了“行营秘书长”这样一个头衔。这虽无关宏旨，但对以后郭沫若开展工作还是有相当的意义。
任命郭沫若为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包括邓演达加封郭沫若为“行营秘书长”，从头到尾都征求了蒋介石的意见。
当时蒋介石身居北伐军总司令之职，而且大权独揽，像任命郭沫若这种事，不可能绕过蒋介石，也不应该绕过蒋介石。当时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还处于尽可能采取合理合法方式阶段，一些工作和事情能够通过合法程序当然应该尽量通过合法程序，能够争得蒋介石同意当然也应该尽量争得蒋介石同意。事实上，蒋介石对于有像郭沫若这样的人参加北伐，在他看来有郭沫若这样的人愿意在他麾下“出力效劳”，感到只会增添他的风光，而不至于对他有什么威胁。对于军事行动的政治影响的好处，蒋介石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对于提高他的威信，给人以他能广招天下贤能的印象，实在是大有益处。当然，他并不真正了解郭沫若，并不清楚郭沫若真正的政治倾向。他听见过“郭沫若”三个字，知道此人非一般等闲之辈，是大诗人大作家大教授，至于此人有些什么作品他也未必了了。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党务月报》，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各种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
这就给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又据郭沫若说，在他随军出发前，邓演达出于对他的尊重，亲自陪同他去见了一次蒋介石。当时郭沫若的军装还没来得及发下来，所以他去拜见蒋介石时还只能穿一身便服。按通常礼节，这似乎有些不讲军纪。不过蒋介石倒也不计较，而是很客气的接见了他。令郭沫若哭笑不得的是，蒋介石知道邓演达曾留学德国，也知道郭沫若留过学，却不清楚是在哪国留学，还认为他是和邓演达在德国留学同学。（其实郭沫若作为留日学生是广为人知的）蒋介石还以不容争辩的权威架式，一嘴奉化腔，指着邓和郭说：
“唔唔，知道啦，知道啦，你们二位是留学德国时的同学嘛，交情深，好共事，好共事嘛！”
当时郭沫若本想说明一下，但看到邓演达一脸肯定的表情，没有丝毫要解释的意思，便也取消了念头。心想：同学就同学，大概他（蒋介石）看见邓演达如此器重我，而我也不计较在邓下面作一名科长，自然就会如此推想的吧！
郭沫若是1926年7月21日由广州出发随军北伐的。北伐途中，头戴大军帽，腰扎武装带，一身戎装，一付军人模样。从广州经长沙一路打到武汉，一路上，他经常是跑步在行军途中，每到一个站口，他总是提前到达，替大家寻找宿营和中休地点，有时还为大家烧菜做饭，翻山越岭，日晒雨淋，历尽艰辛，把宣传鼓动工作一直做到激战的前线。尽管亲历炮火硝烟，目睹流血牺牲，总的说来还比较顺利。出发前，留守处主任孙炳文为欢送郭沫若以及李一氓等人随军北伐，在一个西餐馆为他们设宴壮行。周恩来也应邀出席了这次宴会。席间，孙炳文慷慨激昂，称颂郭沫若大智大勇，堪称为“戎马书生”，得到在座同志的首肯。于是，“戎马书生”这顶桂冠也就戴在了郭沫若的头上，“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及“行营秘书长”这样的头衔倒未见得有多少人承认、记起，而“戎马书生”反不胫而走，连北伐军中的俄国顾问铁罗尼都知道了，只是不解其意，一再问郭沫若它是什么意思，是表扬还是批评？
对于郭沫若放弃大学教职参加北伐甘心作一个小小的宣传科长，无论从今天或当时的标准看，都应该说是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以工资待遇论，原来郭沫若在广东大学做文科学长，月薪有360元，而作北伐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还是特别优待，月薪也不过240元。这里还不说前者是领导别人，后者是受别人领导；前者生活舒适平静，后者不但鞍马劳顿，且时时要做好牺牲性命抛头洒血的准备。
郭沫若不愧是革命诗人，不愧是时代之子，他不仅毫无怨言，且一再表示只要有工作做，不在乎名利地位。他这样做，当然受到许许多多人的赞扬，其中包括当时还在广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得知郭沫若投笔从戎时，只说了一句话：“我请郭先生到农讲所讲课是对的。”毫无疑问，郭沫若的行动又一次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郭沫若的了解。这对他们二人后来的交往发展恐怕也不无影响和意义。在四川革命同志会也为郭沫若举行的欢送大会上，阳翰笙致欢送词说：“郭沫若同志由文学大家而文学教授文科学长，由学长而宣传科长，可以说他现在武装北伐，一枝笔能够横扫千万军的！自从创造社成立以来，所发行的刊物，无人不受郭沫若同志的影响，而今沫若同志由东方的诗人，浪漫的文学家实行武装起来了，明日就道长征，大有还我河山之慨，这样，自然一般的群众一定要相继加入杀敌了，尤其是许多教师，文人，浪漫派，将来也能勇敢革命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对郭沫若的举动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还会有人冲着郭沫若背后骂一声：“神经病！”
●七、江城握别
尽管北伐军总的说来作战顺利，但那毕竟是残酷的流血和牺牲。
北伐途中的日日夜夜，对郭沫若来说，是全新的经历。“汨罗江畔的露营，崇阳山中的跋涉，咸宁道上的奔波，宾阳门外的流血”……，那一个个被汗水和血水浸染了的日子，是他生命里珍贵的片断。
1926年10月，正在庆祝辛亥革命胜利“双十节”的时刻，北伐军攻下了武昌城。
辛亥首义就是从武昌打响第一枪的。整整15年后，革命军又在此时此刻攻下了武昌城。这难道是历史老人的刻意安排或仅仅不过是巧合？
总之，消息传来，数十万人民“脱帽，摇旗，挥拳，鼓掌，破命的高呼”……欢庆这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胜利。这一天，在汉口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幕典礼会上，郭沫若又激荡其诗人的感情，大声地致词说：
今年的双十节值得加倍庆祝，可以说是四十节。同时，总工会又在今天开幕，更加值得加倍祝贺，合起来是六十节！
郭沫若的讲话，引起掌声雷动，全场群众情绪激昂。但是，此时此刻，郭沫若想起牺牲的战友，一时也禁不住感慨万千。很快，他被提升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升为中将。由于主任邓演达工作异常繁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由郭沫若代替邓演达主持。郭沫若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
“邓择生（邓演达字，编者注）高兴得到我这样的一个人做他的下属，但他仍然要把我当成‘军师’一样敬重。”可见他们之间的熟知与默契。
北伐军占领武汉，标志着武汉实际上已成为革命的中心和大本营。国共两党决定在武汉建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由邓演达兼任校长。邓演达仍然特聘他的亲密“军师”郭沫若担任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2月，武汉分校正式开学，郭沫若以极大的热情在做好政治教官的同时，更多精力还要履行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工作，他忙得不亦乐乎。
就在北伐大军一路所向披靡，穷追猛打反动军阀的同时，毛泽东坚持在另一条战线即他一贯从事的发动农民的工作。
此刻，毛泽东也已到了武汉。
9月中旬，他在送走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结束农讲所的工作之后，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他从北伐战事取得的胜利的背景出发，论述了农民政策应是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政策，要坚决地为维护农民利益而斗争。会后，他即离开广州，根据组织要求，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工作。由于他历来重视农民问题，他主要还是从事农民运动工作。
1926年12月中旬，他又到汉口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会后，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着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即回武汉致力于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工作，在实践上为发展全国农民运动而奔忙操劳。
此时毛泽东在武汉住所是在武昌都府堤41号。这也是一幢南方极普通的旧式民居。毛泽东已把家属从湖南老家接来同住。毛泽东住在靠左边的房子里，毛的妻子杨开慧住在前面房里，杨老太太以及岸英、岸青则住在后面房里。
都府堤41号有很多革命同志来住过，如毛泽民、毛泽覃、彭湃、蔡和森、夏明翰等。他们经常在这里开会，吃饭，十几个人围一圆桌，站的站，坐的坐，毛泽东和杨开慧也和大家一起吃饭。
这时，毛泽东已出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并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他那时在农讲所讲课，还要写文章，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经常很晚才回家，经常写材料到深夜。
此时身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其办公地点则是在原湖北省议会里。他和毛泽东，尽管一个因为工作繁忙，一个因为战事倥偬，二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毕竟由于都在一个革命营垒，因而时有接触。特别是，由于当时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在北伐途中，深感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对战事的支持对打胜仗极为重要，意识到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要偏重在农民运动，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对此也深有同感，因而也就自然要分出一些精力关注农民工作，这样一来，也自然促进了他同毛泽东的接触和联系。
不过，由于北伐战事发展迅速，局势瞬息万变，无论是毛泽东在武汉办农民讲习所或郭沫若在武汉搞军队政治工作，都处在不断变动之中。
11月初，北伐军占领了江西的九江，在胜利的当天晚上，邓演达即派郭沫若作出发的准备，立即到九江工作，准备迎接南昌的克复，并且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接到命令的郭沫若自然风急火速地做好了准备，而且，由于形势的需要，他们几个同志必须改装成便衣，秘密地在夜间上船出发。他甚至来不及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告别。与离开广州时大张旗鼓地告别饯行不同，郭沫若这次离开武汉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无论是郭沫若、毛泽东，或别的一些人，江城的聚散，都在自己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因为短短的江城相聚，正是北伐革命的高潮期，也是北伐革命的转折期。各人都忙自己一摊工作，既没有时间叙旧，也没有时间论新——讨论未来。
这一次在武汉，因为郭沫若担子重，工作忙，毛泽东没有请郭沫若到农讲所上课，也没有机会和在广州那样一道到什么地方演讲。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展革命，推进北伐，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革命的成果。他们虽来不及考虑个人之间的友情，但都相信为了工作的需要，分别只是暂时的，相聚总有机会。
不过，此时无论是毛泽东或郭沫若，谁都不会想到时局的变化会那样快，那样大。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叛变革命，蒋介石不断排斥共产党和革命同志，掠取胜利果实，终于在1927年春天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事变，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中，而自己则登上了独裁者的宝座。
至于毛泽东和郭沫若，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在历史痛苦地经过18年后，二人才能再得重逢。
当然，即便是艰难岁月，关山远隔，他们的革命思想革命精神仍然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就在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率领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的道路时，1928年1月，在上海养病的郭沫若就写下了激动人心的诗篇《我想起了陈胜吴广》
诗中颂扬“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朋友，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他还写诗表达自己对革命的坚定信心：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沉闷了吗？
这是暴风雨快来时的先兆。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混沌了吗？
这是新社会快要诞生的前宵……我已经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腥风血雨在这夜间，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
郭沫若在诗中认为低潮过后必有高潮，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而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也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宣告：
……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又说：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革命家和诗人毛泽东和郭沫若，就是这样用诗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信念。
第三章 关山远隔情常在
●一、凫出历史的漩涡
历史的发展回环曲折，革命的道路崎岖坎坷。人生的旅途也不可能笔直平坦。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北伐战争功亏一篑。中国历史又出现了一次大曲折，大倒退。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了沉沉黑夜之中。
在这种情景下，个人的命运也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像毛泽东和郭沫若这样走在时代最前列、处在社会变化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就更其如此。
北伐战争失败以后，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素有“农民王”称号的毛泽东，在武汉坚持到6月中，结束了中央农讲所的工作，不久即南下湖南，发动农民运行武装斗争。他到湖南之后，立即领导了着名的秋收暴动，但因势单力薄，起义终告失败。后起义队伍经三湾改编，随即走上了井冈之路，开始了艰苦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其间经过五次反“围剿”斗争、后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辗转到陕北，总算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保住了革命的火种，只待形势发生变化，便将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烧向全国。
历史是严酷的，然而又是宽厚生动的。对于革命、正义、代表着光明与未来的事物，它总是以仁爱的姿态纳入自己的怀抱，让这些事物像不同的音符组成优美的旋律，挂在它那五线谱一样的长线上，让它们永远回荡在人们心间。对于现在以至将来的人来说，那井冈山上曲曲弯弯的道路，那八角楼上显得有些昏黄的灯光，那茫茫的草地，高寒的雪山，那甜甜的延河水和高耸的宝塔山，……都不只是成为过去，也已经化为了永恒。
大革命失败时以及其后，郭沫若更是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尽管因路途耽搁而晚到了几天，未能赶上听到发动起义的第一枪），之后，随起义部队败走赣闽粤等省，数次遇险，终战胜困难。后由香港潜回上海，按组织安排本准备转往苏联，又因病误了船期，不得不流亡日本，一住就是10年。可以说他由大起而至大落，恰似在生活的长河中游泳突然卷进了漩涡。不过，他仍然为后来的战斗保存了实力，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他又将浮出水面，凫出漩涡，再一次显示他的本色。
看来，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更不用说郭沫若，都需要等待时间，等待机会。
这机会终于来到。
它不是别的，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整整十年后的1937年，在卢沟桥边点燃的抗日的烽火。
1937年7月，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经过多少年的忍受和屈辱，伟大的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全面抗战终于打响了。
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既意味又一个艰难困苦的时期开始来临，又表明一次伟大的转折已经来到。
此后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饱受兵燹之苦。多少人流血牺牲，多少人流离失散。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承受苦难时间之长，牺牲之多，负担之重，可谓空前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可以与之相比。但是，八年抗战，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在苦难中成长，在烈火中升华和涅盘的转机。所有政治力量都将在这场战斗中表演，角逐；一切爱国的、有志气的人，也将在这场战斗中显示自己的本领和才能。
只是，抗日的烽火刚刚点燃时，郭沫若尚在日本。他需要及时转换阵地，凫出长达十年之久的历史的漩涡，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再一次亲身投入抗日的洪流，参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郭沫若亡命日本后，蛰居市川，只能深居简出，专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以此来排遣自己的思念祖国之情。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无时不在关心着自己的祖国。
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以后，他更是日夜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想到应该在祖国危急的关头回国报效。
郭沫若真正萌发了回国的念头，应该说是在1936年。
那是因为国内形势日趋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