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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不愧是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他把天下统一了。
不过，即使如此，郭沫若在肯定秦始皇统一全国、完成封建制的功绩的同时，还是指出他企图维持万世一系的专制统治是酿成陈涉、吴广农民起义爆发并促使秦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也许因为毕竟郭沫若是知识分子，由于文人“情结”，他无论如何不能忘怀，也不能原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指责秦始皇的这一罪行，且以此斥责现实中的暴君。如就在他写作《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发动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在文化上也进行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许多进步的和革命的文化人被囚禁，被戮杀，进步的书刊遭严禁，书店被封闭。郭沫若虽亡命海外，仍不忘对这种“政治上的秦始皇主义”进行抨击。
当时，他就写了一篇讽喻现实的小说《秦始皇将死》，作品借秦始皇临终时类似忏悔的话，对焚书坑儒的暴行，作了严厉的批评和谴责：“咳，最该死的要算是我的焚书坑儒，我烧毁了百家的书，一次活埋了460多人，我想来统一思想，其实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这一句话，说得实在好，实在深刻！不过，这哪里是秦始皇认识得到，能够说出的话？这不明明白白是郭沫若对暴秦的批判吗！
郭沫若关于我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在秦汉之际的说法，一直到1950年4月他写的《中国奴隶社会》一文时，仍然是维持着的。但不久，他发现这个断案的史实根据很不充分，对于材料的分析也做得太粗糙。因为秦代虽然还有大量的奴隶，而且也在从事生产，但并不是生产的主流，生产的主流已是农业上的租佃制了。
因此，他在1952年写的《奴隶制时代》一文中，把我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改定在春秋战国之交。这样，秦始皇又成了崭新的封建制的建立者了。故他在1956年校阅《高渐离》时，特意说明他写这个剧本是“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秦始皇是一位对民族发展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哪能和他相比”。并且，他也趁校阅剧本的机会，把剧中“过分毁蔑秦始皇的地方”，作了一些删改。
到了1961年，由于受毛泽东的影响，郭沫若对于秦始皇的态度，可以说有了更大的改变。这时，在他写的《读〈随园诗话〉札记》里的《论秦始皇》一节中，他竟然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了一些辩解。他说：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
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对秦始皇看法的一大转变。据他自己说，他的关于历史分期看法的几次改变，是从毛泽东关于在复杂事物的过程中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的思想中受到启示，有意识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研究问题，即抓住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个主要矛盾，特别是抓住决定封建社会性质的地主阶级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去研究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划分的。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免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受批判的遭遇。他想不到毛泽东竟会在这样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又旧事重提，而江青等人更是抓住他的“问题”不放，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三、毛泽东说了话
毛泽东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孔子的。他对孔子的态度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对孔夫子和孔孟之说也是十分崇仰和信奉的。这也是当时的时代使然。因为那时人们读书识字，都离不开孔孟教育。而到五四时期，由于新思潮的冲击，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其中特别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由于接受西方新进思想的影响，对于孔孟之学才由怀疑进而至于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孔孟之学实在是保守以至是反动的。青年气盛的毛泽东自然也是如此。当时，他在《湘江评论》中着文，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孔孟之学。他公开阐述了自己反对孔学的理由，说：
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的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孔学的核心是维护现成秩序，这和毛泽东要革命，要推翻旧的制度，显然背道而驰。所以他多次抨击汉儒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点。应该说，毛泽东这种观点和态度是积极的，革命的。
不过，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不完全否定孔子。他从总体上不赞成孔学，但对孔子的一些具体主张还是很赞赏的。
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1939年2月，他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草稿提修改意见时也指出：对于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
1943年6月，他又在一个材料上批注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也常常在讲话和文章中引用孔孟的言论。当然，他不是一般性的照搬和引用，而是以他的聪慧和睿智赋以新的意蕴。例如延安整风时，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用肯定的语气说到“孔夫子提倡‘再思’”，意在鼓励人们开动脑筋，勤于思考。而早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他也曾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这里，又是用孔夫子的话来鼓励人们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可以说，毛泽东是把孔夫子的话发展了，学活了。
毛泽东不仅不是一开始就反孔，后来也不完全反孔，对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对孔子的看法，开始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十批判书》中有一篇文章《孔孟的批判》，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非儒篇》（《墨子》）者，共七项。”毛泽东对郭沫若这样说孔子，不但同意，而且十分欣赏。1954年9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就以赞同的口吻说道：
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着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时间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孔子则是较多持批判态度了。
开始，他还说一些孔子的好话，如1964年2月3日关于教育问题的春节座谈会上，他肯定孔子开创私塾，结束了贵族官僚垄断学校的历史，使庶民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赞赏孔子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还把孔子看成自学成才的典型和从事平民教育的先驱，说：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
不过，当他把孔子和秦始皇放在一起看，有意无意地对他们进行一些比较时，他对秦始皇的好感和对孔子的恶感就显得十分清楚了。就在上述肯定孔子是一位教育家之后不到半年的1964年6月24日，他在接见外宾时就说：
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说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这一年的8月，他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又指出：
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
1965年6月13日，他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时，批孔扬秦的思想倾向就更明朗了。胡志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也接受了许多儒家思想的影响。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毛泽东在和胡志明谈话时也说到孔子及其学说。毛泽东因为和胡志明是老朋友，是“同志加兄弟”，所以说话也十分直率。他对胡志明说：“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是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是崇尚“办实事”的秦始皇，而看不上“说空话”的孔老二的。
由此看来，无论是毛泽东或郭沫若，他们对于孔子和秦始皇的认识都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刚好是逐渐分离，逐渐相左。按理说，这些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以至关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如果严格纳入学术范畴，观点的不同是正常的，不应该引起多大的矛盾，更不应该由此而带来一方对另一方的政治批判。可惜的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如此，特别是在当时那样强烈的“文化大革命”政治空气之中，郭沫若的学术观点就几乎为他带来严重的灾难。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史学着作，一直十分注意，甚至可以说历来十分重视。在毛泽东的中南海故居里，收藏有郭的《历史人物》、《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和《中国史稿》等。这些书上都有圈划点，留下了认真阅读过的痕迹。
大概是《十批判书》在学术界影响深广的缘故，毛泽东先后读了五遍。晚年因为视力不好，还特地印了大字本来看。开始，他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不是全盘否定，只是说其中有的（观点）是好的，有的有错，思想是尊孔的。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到郭沫若的观点和《十批判书》。他说：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也是基本上有点崇孔，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这一套呵。
这里毛泽东虽然说了自己和郭沫若以及范文澜在孔子问题上观点的不同，但语气平和，还停留在学术观点的争鸣，并未上升到政治问题的范畴，所以郭沫若也并未感到有多大压力。不仅是郭沫若，大概连毛泽东本人也不一定料到后来事情会发生变化。
“9·13事件”发生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1973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指示。其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中央决定发起“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和意义，作了如下的阐释：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国内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样，就把是“尊孔”还是“批孔”提高到政治上是“革命”还是“反动”的高度来看待了。毫无疑问，这在郭沫若的头顶就戴上了一道“紧箍”，命运就掌握在别人手里了。
就是在这时，毛泽东给了江青一册大字本《十批判书》，同时随意地诌了几句顺口溜，曰：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这几句“顺口溜”，在毛泽东看来，也许只是表示出他对郭沫若“崇拜孔二先”的不满，属一般性的批评，因为“顺口溜”中还称郭沫若为“郭老”。他没有想到自己“伟大领袖”的身份，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没有想到由于他的指示正在发起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要斗争。尽管他是随口说出的几句“顺口溜”，但对于郭沫若则是很重、很尖锐的批评了。
就在这一年（1973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宣扬他批孔扬秦、扬法抑儒的观点，同时也常夹带着对郭沫若的批评。
7月4日，他在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时，对他们说：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
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抉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尽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7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时，又说：
有人骂我，说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是一派，只有460人，他崇尚法家。郭老对历史分期的看法是对的，但是他的《十批判书》有错误，是崇儒反法。法家是前进的嘛！我们社会要发展，要前进。……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坑儒也不过坑了460人。
如果说，这一些，还只是夹带着地点到郭沫若，捎带地批评了郭沫若，那么，8月5日，毛泽东让江青记录下他新作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情况就有些不同了。这首诗是专门说郭沫若，给郭沫若的。诗曰：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写这首诗的真正用意何在，现在已不太好说了。要说是指示对郭沫若开展批判，似乎不像；因为这毕竟是一首诗，而且诗中是“劝君少骂秦始皇”，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也只是说“要商量”。要说是和郭沫若没有多大关系，也不像；因为诗是专门“呈郭老”的。大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毛泽东对于“郭老”批判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直耿耿于怀，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至反右斗争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国外也曾用“焚书坑儒”来暗指中共的某些政策。毛泽东十分恼火，对此也特别敏感。
9月23日，毛泽东与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会谈，又一次说到秦始皇。他说：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应该说，即便是到这时，虽然毛泽东不断地批判孔老二，肯定秦始皇，也没有想到把主要矛头对准郭沫若。在他的心目中，“批林”就要“批孔”，而“批孔”也是为了“批林”，目的和意图是十分明确的。
然而江青却有她自己的小算盘。她在记下毛泽东呈郭沫若的诗句后，很快就跑到北京大学，组织起一班人将郭沫若着作中颂扬儒家的话全部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
江青这样做，也不是以郭沫若作为首要和终极目标。在她看来，郭沫若是不值得用如许力气来批判，来打倒的。她心目中有更大用意和目标，那就是被她看作最大障碍的周恩来。要扫除周恩来，批林批孔正是其时；而要真正扫除周恩来，就要把批林批孔的烈火烧得更猛；而要把批林批孔的烈火烧得更猛，最好的一着棋就是先批郭沫若，从郭沫若这里打开缺口。
这样的用意，这样的打算，这样的谋划，真正是何其毒也！
毛泽东是不是看出江青的用意，不好说，但及时发现了江青想用郭沫若祭刀，立刻加以制止，并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当时江青还组织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后来取其谐音，以“梁效”署名）连篇累牍地撰写评法批儒的文章。也不知这些人是出于无知，抑或因为无耻，他们居然把整个中国的历史歪曲成一部儒法斗争史，进而荒谬绝伦地推论出法家都是爱国的，儒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