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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她着实亦是一个“危险分子”：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和他人分宠；向西门庆探询他人的秘密，直接威胁他人的地位；收主人的钱物，恃宠放娇，摇摆人前，了无顾忌。这样，时间不长，即开罪于上下，以至于在“来旺案件”中多有所难，最后绝望自杀。宋惠莲是“金瓶梅世界”中第一个自杀身死的女性，为争宠而被潘金莲设计害死。兰陵笑笑生设置这一具有独异性的人物形象是有其独特的艺术思考的。从生存形态与特定时代的现实社会关系而言，宋惠莲这一仆妇形象的设置，有利于表现世俗家庭生活形态。从文本形象体系建构方面来看，仆妇形象这一社会角色设置，使仆妇参于诸人物关系，有利于人物形象塑造。从情节开展来说，对仆妇的生存激情、欲望及其现实外化的表现，有利于情节的丰富。从文本意识结构展示而言，对仆妇于人物关系网络中现实行为的表现，有利于小说意识结构的多方面开掘。由于宋惠莲的出现，增添了“金瓶梅世界”的新矛盾，激化了现实的矛盾，又预示了矛盾的发展趋向。兰陵笑笑生的原意也许是想把宋惠莲这一人物形象当作一个过场性、过渡性、陪衬式的人物。但由于这一人物形象在“金瓶梅世界”中的特殊位置与她有声有色的表演，而获得自身独特性的意义。在宋惠莲故事中，兰陵笑笑生真实地表现了人的生存形态及阶级压迫的现实。宋惠莲作为一个过场性人物，使小说得以表现更广阔的世俗生活场景：荡秋千、烧猪头肉、仆妇间的争吵。作为一个过渡性人物，其艺术功能在于穿插，在于预示，在于表现生活的复杂。在宋惠莲故事中，李瓶儿始终未发一言，而惠莲云：“只当中了人的拖刀之计”，却与瓶儿见官哥被惊吓时所言一样。在作者的设置中，惠莲是瓶儿的前车之鉴。宋惠莲这一人物形象，人们普遍认为是作者为写西门庆的纵欲，潘金莲的嫉妒、狠毒、机谋而设置的。这是就惠莲作为一个陪衬人物而言的。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二十六回回前评语中说：“有写此一人，本意不在此人者，如宋惠莲等是也。本意止谓要写金莲之恶，要写金莲之妒瓶儿，却恐笔势迫促，使间架不宽敞，文法不尽致，不能成此一部大书，故于此先写一宋惠莲，为金莲预彰其恶，小试其道，以为瓶儿前车也。然而惠莲不死，不足以见金莲也。”竹坡从创作论角度论述了惠莲这一女性形象的类型品格。总之，宋惠莲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及其故事的展示是有独特意义的。说明“金瓶梅世界”是一个惨无人道、人欲横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生存所需要的不是贞节、德行，而需要的却是权谋、无耻、狠毒。缺乏狠毒的宋惠莲以及其后的李瓶儿之死，在这样的世界中是必然的。在这里，作者批判的矛头是明显地指向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的。
宋惠莲的性格构成正确理解和把握宋惠莲的性格构成，对于理解与认识“金瓶梅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人即是一个现实存在，环境制约影响着个体，个体又以自身的行为反过来影响环境。在文学创作中，人物并不是作家笔下的玩偶，人物作为现实个体，其一出现并开始与他人之间进行心灵的交流、碰撞，开始与他人之间发生现实的行为关系，人物就由此而获得了自我性格发展的基点，获得了自我性格演变的逻辑，获得了自我的生命。这就是环境与人物、人物性格演变的辩证法。兰陵笑笑生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在文本设置上，他给予宋惠莲以一个过场性、陪衬式人物的地位，以致于使宋惠莲的现实行为、性格展示在文本中相应地仅占很小的篇幅。但兰陵笑笑生毕竟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仍让宋惠莲在靡乱阴暗、卑劣庸俗的“金瓶梅世界”中走完了一段她理应走完的人生之路，从而使她的性格亦由此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示和表现。她的特异的生，出人意料的死，皆能引起人们的沉思，引起人们对她的性格之谜加以探讨的兴趣。宋惠莲步入了西门家庭，成了“金瓶梅世界”的一分子。现实的诱惑与刺激膨胀了她的欲望和渴求，自我的人生境况又使惠莲自惭形秽，但同时又认为自己的姿色并不逊色于西门诸妻妾，一旦有头面衣物打扮，自己亦能与她们相较。然而自己毕竟是奴仆之妻，地位、经济方面均不能与主子妻妾相较。这样，惠莲心灵之中自然会存有一种自卑之感。在这里，社会风气、心理定势便在宋惠莲身上起了作用。在蔡通判家里其就曾与大妇作弊偷人，嫁于蒋聪又通奸于来旺，光野汉子就有一拿小米儿。社会上的淫靡之风、享乐意识对她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她于自己的浮浪行为中亦尝到了一定的甜头。在宋惠莲的意识中，有色，能与主人私通，即能获得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这样，她一方面承受着西门庆的纵欲，另一方面又向西门庆索要银两物件，打扮自己。可以说，宋惠莲这一人物身上充溢着一种浓厚的享乐色彩。然而，她又毕竟在“来旺案件”后满怀着绝望之情走上了生命的绝境。纵欲享乐与自缢死亡这是生命的两极，是生存的两端，在表面上相矛盾，不相容的背后却又是潜隐着性格和意识发展的必然性。宋惠莲最后选择了死是合于她的性格发展逻辑的。在“来旺案件”之前，文本主要展示与表现的是宋惠莲性格构成中的虚荣享乐、轻浮淫荡、佻达浅露、鲁莽乏智、缺乏身份感而又自信争强的性格特征，当然在她的诸种行为中又包含着那么多的自羞与自卑。宋惠莲的确是轻浮淫荡的。在蔡通判家与大妇作弊偷人，嫁给蒋聪后又通奸于来旺，而嫁于来旺进入西门庆家庭生活圈以后，她虽然是一个被动者，但却是一勾引即上，为的是一匹翠蓝兼四季团花喜相逢缎子，为的是“头面衣服随你拣着用”。这里不仅表现了她的轻浮淫荡，也同时表现了她的虚荣、追求享乐的性格特征，“惠莲自从和西门庆私通之后，背地与他衣服首饰、香茶之类不算，只银子，成两家带着身边，在门首买花翠胭脂，渐渐显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应该指出的是，宋惠莲与西门庆私通的目的就是为钱财，“为叨贴计耳”（《第一奇书金瓶梅》二十六回回前评）。
宋惠莲形象的悲剧意义（2）
而求钱财的目的即在于为了满足自我的虚荣和享乐，所以小说每次写到宋惠莲与西门庆鬼混时，都写及她向西门庆索要财物。宋惠莲与西门庆通奸后，以为自己攀上了高枝儿，所以其轻佻浅露、鲁莽乏智、缺乏身份感而又自信争强的性格特征便逐渐地显露出来。如第二十三回写她烧完猪头肉后与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做一处吃酒”；在西门庆诸妻妾掷骰儿赌玩时指招漫说，而被孟玉楼抢白一顿：“你这媳妇子，俺们在这里掷骰儿，插嘴插舌，有你什么说处？”而最能体现她浅露乏智而又自信争强的是在藏春坞中与西门庆鬼混时，说了潘金莲的许多坏话，被潘全部听到，当时就气得潘金莲“在外两只胳膊都软了，半日移脚不动”，从此埋下了金莲欲设谋加害于她的祸根。如上的性格特点随着小说情节的逐步展示而深化，“因和西门庆勾搭上了，越发在人前花哨起来，常和众人打牙犯嘴，全无忌惮”；“自此以来，常在门首成两价拿银钱，买剪裁花翠汗巾之类，甚至瓜子儿四五升量进去，分与各房丫鬟并众人吃；头上治的珠儿箍儿、金灯笼坠子，黄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红潞紬裤儿，线捺护膝；又大袖袖着香茶，香桶子三四个，带在身边。见一日也花消二三钱银子，都是西门庆背地与她的”。至此我们看到宋惠莲只是一路张致，全不晓自己背后所隐藏着的危险，自己反而离开自己的身份地位愈走愈远了。紧接着就是在元宵节发生的事：在西门庆家宴上，潘金莲借西门庆让其递一巡酒之机，暗中与陈敬济调情，不防为宋惠莲窥见。这时，宋惠莲“口中不言，心下自忖：‘寻常在俺们面前，到且是精细撇清，谁想暗地里却和小伙子勾搭。今日被我看出破绽，到明日再搜求我，自有话说！’”在宋惠莲元宵节随众人走百病儿时，对理解她的性格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一路上与陈敬济嘲戏，并且两人都有意了；二是她怕地上有泥，套着潘金莲的鞋穿。至此，宋惠莲由于自己的虚荣争强而又乏智，缺乏身份感而造成了自己行为上的处处不检点，从而带来了自己与潘金莲之间的对立，形成了自己和女主子之间的矛盾。作品对她的性格的展示当然并不仅仅限于她与女主人们性格、力量和行为上的对比，作品还直接写到她与下层奴仆婢妇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宋惠莲与平安、玳安、画童之间的打牙犯嘴仅仅表现了她恃宠放娇的意识与行为特点，那么宋惠莲与惠祥之间的矛盾与争执，实是全面而深刻地暴露了她性格上的弱点：不智、缺乏身份感，表现在行为上便是因恃宠，一心向上爬而目空一切，因而开罪了上下左右，惠祥说她“你把娘们还不放到心上，何况以下的人”。的确是对宋惠莲的概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作品的确是把宋惠莲当作一个淫妇荡妇来刻画，来塑造的。但作者并未把她概念化，简单化，而是多方面地来展示她的复杂而矛盾的性格特点，从而使她和潘金莲这样的淫妇荡妇区别开来。在“来旺案件”以前作品展示了宋惠莲行为和意识上的两点特异之处，一是“脸红”，二是与西门庆私通上的“偷”。在这一阶段中，我们起码见到她二次“脸红”：一次是第一次与西门庆偷情被潘金莲看到时；一次是遭到孟玉楼抢白时。作品在这一阶段展示宋惠莲与西门庆私通，这种“偷”与潘金莲的“私偷”琴童不一样：宋惠莲“说着，一溜烟走了”；“婆娘见无人，急伶俐两三步就扌义出来”；“见无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的确是一片偷色。作品之所以这样写重点在于表现宋惠莲性格中的自卑与自羞。
作品的这样处理，一方面使宋惠莲的性格丰富化了，另一方面也为宋惠莲性格的进一步发展作了良好而充分的铺垫。在“来旺案件”中作品着力表现她的轻佻浅露、鲁莽乏智而又天真、有情义、有良知的性格特点。在这里，宋惠莲的性格发展，是合于现实生活的逻辑与人物性格的逻辑的。所谓“来旺案件”，是由以下一些基本环节构成的：雪娥告密、来旺打媳、来旺醉骂、来兴暗告、惹恼金莲、金莲进谗、惠莲遮掩、来旺得差、来兴再告、金莲再劝、西门变卦、来旺再怒、西门设计、来旺中计、来旺被监、计骗惠莲、情动西门、惠莲露言、金莲忿气、递解原籍、宋盼夫归、钺安泄秘、惠莲自杀、侥幸得救。这就是“来旺案件”始末。此事在“金瓶梅世界”中发生，与“生子加官”、“送葬瓶儿”等事相较本属小事，但在作者写来却又是那样曲折有致，波澜起伏，掀动了西门庆一家上下，惊动了官府。这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小人伎俩，也充满了欺骗、阴险与血泪。也正是在这一事件中，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不同性格个性的人都借此表演了一番：金莲的狠毒、机智、权谋；玉楼的滑脱乖巧；月娘的主妇身份，上下关心；雪娥的自甘轻贱、直率好斗；诸仆妇的幸灾乐祸；西门庆为色所迷而表现出的游移不定，了无主意。应该说，这一切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当然，于其中最令我们关注的是宋惠莲的性格展示及行为表现。在整个“来旺案件”中我们看到，自始至终是两个女人在争取西门庆以使他顺从自己的意志。只不过宋惠莲处处以情、以色来动西门，无心计，不自知。所以西门庆对她的顺从总是暂时的，对事件发展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潘金莲对西门庆的劝说，不仅动之以威，动之以情，而且晓之以理，道之以礼，利弊进退似乎皆为西门着想，机心、权谋、狡诈处处可见。所以西门庆对潘金莲的顺从总是对事件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也正是潘金莲的意志决定并推动“来旺案件”的进程。通读小说关于这一事件的展示，人们不得不赞叹潘金莲的机智与权谋，甚至她的狠毒，潘金莲可谓是争宠斗艳的高手和强者。但是宋惠莲却始终处于弱者、被动者、失败者的境地。应该说作者是严格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把宋惠莲及“来旺案件”放到各种复杂关系中，按人物性格逻辑和世俗生活的逻辑来进行艺术处理的。对西门庆，宋惠莲以情色动之，但与潘金莲相较，在西门庆心目中，宋惠莲的地位明显比不过潘金莲。惠莲只不过是一个与西门有性关系的仆妇而已，并且有来自来旺的杀身危险和来自诸妻妾的讪笑讽刺，这是西门庆不能不考虑的。而宋惠莲又的确在行为和意识上存有着“意欲两头兼顾”的意向：既要维持自己与西门庆的不正当的性关系以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又不能由此而威胁到来旺的利益、生命安全，以求得到自我心理的平衡。在这里，宋惠莲的确是天真、浅薄、乏智、缺乏身份感，她竟然看不到这种兼顾只是一种幻梦。实际上，她已受到了来自三方面的威胁：来旺的顽劣不恭，不甘心受辱；金莲的妒恨与奸谋；雪娥和惠莲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此时的宋惠莲已陷入两难境地之中，对此，她无力自拔。宋惠莲还鲜明地表现出泼辣直率的性格特点。她从一开始就敢于对西门庆进行讽刺挖苦，如在藏春坞雪洞中的一幕。最后，她见西门庆屡次失信于己，她敢于公开指斥西门庆，揭露他刽子手行径。这种泼辣直率的性格，的确给宋惠莲增添了许多可爱之处。对潘金莲，宋惠莲虽然知道她对于自己的观感和态度，也知道在地位诸方面不能与其相较量，所以在表面上处处顺从潘金莲。但宋惠莲并不真正了解潘金莲的性格，也不了解潘金莲有私党、有探子，上下消息灵通。又由于惠莲性格中本来就存有着的轻佻浅露、鲁莽乏智的特点，所以在行为上处处乏机心，处处有失误：一当西门庆许愿，说出于己有利的话时，宋惠莲“到后边对众丫环媳妇词色之间未免轻露”。宋惠莲一味恃宠放娇，人多议于此，故而树敌太多。在整个“来旺案件”中，宋惠莲扮演了来旺的“保护神”的角色。对来旺有情义、有良知，这是宋惠莲在“来旺案件”这一新的规定情境中所显露出来的新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征使宋惠莲成为独特的“这一个”，使她与潘金莲、李瓶儿、王六儿、如意儿等淫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莲鸩夫使武大身死；瓶儿气夫使子虚身死；王六儿养汉赚财，与道国沆瀣一气，毫无廉耻；如意儿茎露独尝忘夫求欢。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她们其他的互不相同的特点：宋惠莲有情义、有良知，但其无智、缺乏身份感；潘金莲机智，善权谋，富心机，懂遮掩；李瓶儿淳厚、温柔，但一副呆相，心机少，不识善恶，不分敌友；而王六儿、如意儿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懂得在何种程度上于西门庆身上得到自己的利益。所以，她们虽然同为淫妇，但她们的性格及其表现其实是不同的，这就是张竹坡所说的“犯而不犯”。宋惠莲对危难中的来旺表现出有情义，一直在为他遮掩、辩护，为他而向西门庆求情，为来旺的含怨递解原籍而感到由衷的悲哀。递解了来旺，宋惠莲悲愤自杀，但侥幸得救，潘金莲毒心不甘，她巧使调拔离间计，孙雪娥怒打宋惠莲，她在绝望悲愤中自杀了。从而演出“金瓶梅世界”中最为悲惨的一幕！因自己与西门庆通奸才陷来旺于危难，这一点是宋惠莲能够意识到的。世俗的道德观所谓的良知使她为此而陷入到精神的困境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宋惠莲通过西门庆的失信已意识到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通过他人如潘金莲、孙雪娥、惠祥等的态度与行为已意识到自己现实的生存困境，她已深切地认识到自己即使完全忘却来旺，全身心投入西门庆的怀抱，做所谓的第七房妻，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况且她性格和意识中的良知又使她不会忘却对来旺所存有着的负疚感与两人间实存的情义。这一切都强化了宋惠莲对生存的困惑、迷茫、悲愤、矛盾与哀愁，这一切沉积于她的心灵中，沸腾着，翻滚着，积蓄着暴发的力量。她在毫无精神慰藉、依托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弱女子，她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住这种精神与生存的双重压力，她深深地绝望了，她不得不、也只能走向生命的尽头。宋惠莲以自己的死向卑污的“金瓶梅世界”发出了悲愤的控诉！宋惠莲死了，性格从而得到了最后的完成，可以说，她的性格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复合体。
宋惠莲形象的悲剧意义（3）
宋惠莲形象的悲剧意义
宋惠莲复杂而矛盾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她是自杀而死的，但她不是为来旺而死，更不是为西门庆而死，而是为自我而死！虽说她为西门庆的失信而感到失望，为来旺的受害而感到悲哀，而更为重要的却是宋惠莲感到了自我生存的一种深深的绝望。她清醒地认识到在“金瓶梅世界”中本来就没有自我生存的余地；她感到在这个卑污的世界里自己了无寄托，从而感到一种对生存的由衷的厌倦；她看清了西门庆、潘金莲们的嘴脸，感到了孙雪娥、惠祥们的压力，她最后所考虑的仅是自我解脱。这里有反抗，这种反抗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她的自杀就是这种反抗的表现。这里面也有忏悔，对自我的失误所做的忏悔。正是这一切，使她的自杀足以震动人心。宋惠莲形象有特具的悲剧意义。从悲剧生成原因来说，惠莲的悲剧是一种性格悲剧、社会悲剧。而从惠莲艺术形象的审美品格及读者鉴赏意向而言，惠莲的悲剧同时也是一种悲愤悲剧。作品通过对宋惠莲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的展示，揭露了“金瓶梅世界”之卑污黑暗的一个侧面，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在情欲膨胀的境遇中是怎样导致一个人的毁灭的。正是这种表现与揭示，使《金瓶梅》强化了社会价值与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的黑暗与人性的沉沦的一份形象的材料。社会的黑暗、环境的污浊强化了惠莲性格中的弱点，使她一步步地走上沉沦，走向毁灭。惠莲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