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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聊得愈多,我就发现我们再度爱上了对方,我们享受最后一段可以互相陪伴的生活。丹和卡门就像童话中的国王和王后,过着短暂而快乐的生活。
给我
给我
给我力量
Suede;from The Power(DogManSta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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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享受的时光中还是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化疗的副作用很可怕。卡门提早了十五年进入更年期,她开始觉得潮红、月经停止了,而且头发开始变灰白,不过时间不长,因为三次治疗之后她又秃发了。带刺的假发又从盒子里拿了出来。这次她的眉毛和睫毛也掉光了。她戴了几天假睫毛,但并不成功,因为化疗的关系她一直流泪。整天就看她用手帕在擦眼泪。
另一个副作用是她所有的手指指尖都用胶带粘上了,因为她的指甲不是松了就是掉了。她的指尖感觉“就像手指被门夹住了”。今天早上卡门哭了,因为她再不能给卢娜换尿片了。她的手指已经没有力量撕开粘贴着的边了。那以后,她非常生气,生自己的气,生尿布公司的气,生我的气,因为我性急地对她说她可以叫我做。“难道你真不明白我想自己做吗?”她对我尖声说道。
还有一个问题是咳嗽,特别是在晚上。有时我担心她从此停不下来了。但我更担心这意味着癌症在扩散。我在一本小册子里看到过,乳癌细胞最容易扩散到肺部。医生让我们放心:这可能是胸膜炎。“胸膜炎,医生?”似乎你已经猜出来了,这是化疗的后遗症。
卡门做任何事都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她几乎没有精力了。谢特玛把这叫累积效应。身体越来越抵抗化疗。
最困难的是必须从她手上的血管打针,这让她很痛苦,因为卡门的血管比一般人难找,每次打针都变得更加困难,也越来越痛,得试好几次才能成功。卡门将打针看成如爬山般,一次比一次爬得更高。但我每次看到医生这么刺着卡门的手,我的眼泪都忍不住要流出来。再有两次,前六次化疗就结束了。然后就有三周不用做化疗,给卡门的身体一个恢复的机会,然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了。还有六次。一想到这个卡门几乎要发疯了。
“如果可以将所有打进我身体的针改成药水该有多好呀。”当我们在做化疗前,每个星期去谢特玛医生那里复诊时卡门说,“要我做什么都愿意。”当她这么说的时候,眼泪又快忍不住要掉下来了。然后我搀着哭着的卡门进入化疗室,做第五次化疗。
还有七次。
刚才我看到卡门打针的情形后,跑去洗手间哭了。
这太糟糕了,罗丝。我晚点打你电话。
几年来让我惊讶的
活到一百岁我也绝不会忘记的
是你愚弄了我,你欺骗了我
Wim Sonnefeld;from Tearoom tango
(An evening with Wim Sonneveld;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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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真的有药水。
卡门通过托尼知道的。在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卡门去那做放疗,据托尼说正在试验一种口服化疗药物,已经做了几个月了。我不敢相信。
卡门让我给他们打电话。“你的表达能力比我好。”
我打通电话,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证实了托尼的话。
只要范迪安潘太太还是圣卢卡斯医院医生的病人,那么他们就不能为她做任何事。我说我明白,我会和谢特玛医生联系。
我挂了电话,卡门看着我。
“没错,有一种可以喝的药。”
卡门感动得哭了起来。
我想开车去那家该死的医院,抓住谢特玛的手,把每周都刺进卡门手上的那根针刺进谢特玛的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深呼吸。然后我打通圣卢卡斯医院的电话,找谢特玛。她度假去了。
代理医生是泰斯米尔医生。我尽可能平静地向他解释,我的妻子每星期打针太难了,已经引起了重大心理问题,谢特玛医生也知道这个,希望他们可以允许卡门转去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接受口服治疗。泰斯米尔医生告诉我他帮不了我,他解释说他不能把同事的病人这么简单就转交了,说再过一周半谢特玛医生就回来了。
我愤怒到了极点,告诉他,在今天之前,我一直天真地以为医生会把病人的生活质量放在第一位,而我妻子的生活质量几乎为零了,因为每周在化疗前几天,她就坐立不安,哭泣不止,因为她无法面对那根导管再插进她身体里。然后我又提起了一件往事,一个宿怨——而且不是不相关的——我说我原本希望医生会有一点人性,因为我妻子最终会这样,都是因为他的一个同事——沃尔特斯医生所犯的一个错误,差不多两年前的那个错误。
泰斯米尔医生变得愤怒了,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还说在他看来,此事与目前的讨论毫不相干,他还认为我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极为不正常。
“你要说的就这些吗?”我问他。
“是的。”
“那好。那么到我说了:我不会再与你有什么交往。”我还说他将收到一份言辞激烈的传真,同时我会将副本发送给谢特玛医生和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因为我把妻子的幸福看得比谢特玛该死的假期更重要。
卡门问我们是否该作罢。想都别想!我已经狂怒。我们一直被人鱼肉,任人宰割。
马上,我走过去坐在电脑旁,开始打着传真,在传真中我写道,如果必要的话,我会把这件事曝光给媒体,以保证我妻子能接受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测试,并且我保留采取任何其他方法的权力。我其实一点也不知道其他方法会是什么,但我认为这听起来具有威胁性。
第二天我将信传真出去,九点的时候电话响了。
“范迪安潘先生,我是罗登巴赫医生,是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学总监。圣卢卡斯医院的泰斯米尔医生给了我你的电话。”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罗登巴赫医生就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他是那种让病人倾述、并且也会倾听的那种医生。他告诉我们口服测试的结果仍然不确定,而化疗对卡门的效果较好。他建议卡门不要进行测试,并提出另一个替代方法,不用插管注射。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这在我听来就像是一种化学化妆品,但似乎是一种很方便的小器械,麻醉之后植入乳房附近的皮肤下面,做一个很小的手术。药水就可以通过一个永久性的孔注入静脉,而不是通过针和导管,这是无痛的,而且一般首次做都有效。卡门说她六个月前就从网上聊天群里得知这种小器械,她曾经和谢特玛谈过一次,但谢特玛强烈建议她不要使用。说这种手
术相当大,而且经常会被堵住。谢特玛认为没必要这么麻烦。
“那么——嗯——在我们听来这很好。”
罗登巴赫尽他最大的努力、维护的那个圣卢卡斯医院的同事谢特玛,我曾经问过她让我妻子在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接受治疗会不会更好,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专门治疗癌症。就是那个谢特玛,那时她坚决否定我的观点,说什么由于因特网所有关于癌症的信息、所有新的进展、世界上所有医院的所有新的方法在几个小时之内都会成为所有医生共同的知识。而且她告诉我们,她每两周会和邻近的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们一起讨论她的病人的病情。
但是她骗了我们,就在卡门哭着请求用别的任何方法,只要不用刺那该死的针头时,她麻木不仁地对我们撒了谎。
罗登巴赫说他认为装仪器比口服治疗更好,但决定权在卡门。他还提出接收卡门作为他的病人。
卡门选择了装仪器,选择了罗登巴赫,选择了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我看出来她很高兴,我也是。
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AvL)专业治疗癌症,AvL的医生和护士理解那些生命受到威胁——或像卡门这样已是不治之症——的人心里在想什么。
另外一个好处是,所有在这里出现的医护人员,都知道你来不是因为老婆要生孩子,或者做阑尾切割手术,而是因为癌症。我甚至自己都会不经意对那些在走廊上搀扶着走或安静地坐在大厅咖啡机旁边的人们投以同情的目光,他们或许刚听说母亲的癌症在扩散,或祖父随时可能逝世,或者医生已经对他们的丈夫或妻子放弃了治疗希望。事实上,AvL就像是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如果你看见谁在这走动,你就一定知道他/她来这里干什么。
开刀装仪器的手术其实真是易如反掌,卡门去做其余的那些化疗时都开心地吹着口哨。
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圣卢卡斯医院,谢特玛的声音在我们的留言电话中出现过一次,说度假时发生的一切她备感抱歉,并祝我们好运。我接受了她的道歉,没有再追究,卡门也是如此。
虽然卡门即将不久人世,但最起码这段最后的日子她会比较好过。
当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我希望用情欲来疗伤
Marvin Gaye;from Sexual Healing(Midnight Love;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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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我的生活也更好一些,我又恢复了老习惯。我又一次对罗丝上瘾了。
知道癌细胞扩散的第二天,把卢娜送到托儿所后,我和罗丝在德派普区的咖啡屋见面。
咖啡屋。在这可以调情,不过只有高手才行。你要的咖啡越不同寻常,你的地位就越高。你得表现得像个行家,忘记卡布基诺、意式咖啡。即使你对咖啡的了解就像一头奶牛对攀岩的了解那么多,你也得叫美式咖啡或特浓意式浓缩咖啡。这样你才属于这里,就是这样。
对孤独恐惧症的人来说,这个时间和地点是最安全的,因为这里离罗丝在奥德西的家很远。
我倾述我的沮丧、苦恼的时候,罗丝倾听着。
那以后,整个夏天,在和卡门一起度假、划船之余,我偷偷地安排和罗丝在酒吧、三明治吧见面。我们谨慎地约在离她家较远的咖啡馆,这样我们就不会冒风险,以免最后我们会去罗丝家,而我会打破我对卡门的承诺。
我认为整整四个月远离罗丝我已经做到最好了,自从认识卡门以后,头一次这么久没有乱来,自从那次在麦德俱乐部和卡门做爱之后我们就一直没有夫妻生活,化疗使她完全没有了性趣,因此我的性生活就消失了,但我的内疚感没有消失。
我心里的孤独恐惧症在嘲笑我:我仍然过着一种双面生活,我仍然有两个女人,偷偷摸摸的,但我不能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上床。有时在酒吧罗丝稍亲密地拥抱我时,整个人就快爆裂开了。
就在一次刚做完化疗的晚上,情况失控了。我给罗丝打电话,她在家,一刻钟之后我就到了她家。她安慰我,安慰变成了拥抱,拥抱变成了做爱。她也反抗过,但我们谁也没有停止。我们是在地毯上做的,进入她之后不到一分钟,我就射了。我们抱着对方,两个人都哭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迷她。每半个小时我就渴望和她在一起,我的记事本开始挤满了各种时间的安排,卡门、卢娜、去医院、去看房地产公司为我们选的房子、工作。尽管后者也为我与罗丝短暂的会面提供了掩护。
但这与我们去年的情况有一点不同。上星期我们疯狂做完爱后,罗丝突然说出来。
“我爱你,丹尼。”
当时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不知道为什么。我背弃对卡门的承诺,而现在事情变得一点都不简单。
当我想明白为什么“我爱你,丹尼”听起来让我感觉舒服时,我非常紧张。罗丝爱的表白抚慰了我的自尊心,我感觉自己又像个男人了,而不是一个朋友。这是对我在家付出那种慈善式的爱的一种补偿。
我意识到罗丝不是在开玩笑。她是唯一一个我喜欢的人,唯一一个让我感觉舒服的人,而她现在也爱我了。
这是弗兰克、酒精或摇头丸都无法阻止的。
是宝贝儿在呼唤
她说我需要你
Golden Earring;from Radar love(Moontan;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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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们以为是我们的错觉,但几个星期之后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卡门的腹部变大了,尽管她没有怀孕,而且吃得比卢娜还少。
罗登巴赫医生证实了我们的怀疑,化疗已经没有效果了。他详细解释说可以从血样中看出来肿瘤又活跃了。肝脏已经不再正常工作了,而是在做一些类似出汗一样的活儿。这种液体叫做腹水,所以卡门的肚子才会肿得这么大,而在腹水里流动的癌细胞是恶性的。
罗登巴赫说现在化疗不再有效,就只有一种选择了。改做另一种化疗,叫LV。L表示亚叶酸,V表示5—氟尿嘧啶。几乎没有副作用,每周通过安装在胸部的小仪器输入体内就可以了。我们彼此对望,耸了耸肩,那就这样吧,让我们相信运气吧。罗登巴赫警告说这只是延长时间,希望不会太晚,因为他们要再过几个星期才能开始这种化疗,人体无法同时应对两种不同的化疗。
很快卡门的腹部就像孕妇的腹部一样大了,她几乎没有衣服可以穿了。卡门战胜了恐惧,这个星期她去附近的服装店买了一件孕妇装。我和卡门偶遇伯尼维的一位旧同事时,她说,“哦,多好啊!你们的第二个宝宝就要出生了!”卡门热情地点头,“是的!我们想要个男孩!”
但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可笑的了。卡门几乎要爆裂了。罗登巴赫说他们可以抽出腹水,但他倾向于尽可能少做。你抽得越多,它重回的也越快。他问卡门是否能再坚持几天,等到第一次LV化疗。
“我能坚持。”卡门说。
第一次LV化疗前一天晚上,我必须出去。最近我待在MIU的时间很少,我向弗兰克建议说我一周花一个晚上去处理紧急事件,这样的话工作之后我可以去见罗丝。
“今天你能坚持下来吗,你的肚子?”我去MIU之前问卡门。
“嗯——能,我没问题。”
我知道妻子不仅遭受癌症之苦,而且有点过分乐观,我并不相信她。
“你确定吗?”
“当然。没问题。”
我在体育馆才待了一个小时,电话响了。
“我受不了了,丹。”卡门啜泣着。
“我马上就来。”
弗兰克和我一起回家。我跑上楼。从她脸上我看得出她已经剧痛难忍了。
“你给医院打电话了吗?”我问。
“没有——我不敢打。”
2。34秒之内我输入了名称——查找——A——AvL——电话。
“晚上好,安东尼?范雷文霍克——”
“我是范迪安潘。我找罗登巴赫医生那个部门值夜班的医生。”
我没有回答值班医生的问题,——他问我是否我妻子真的不能等到明天早上了,我直接明了地说,“不能。现在我们必须去,抽出卡门腹部的腹水。”
弗兰克待在家里陪卢娜。
我们来到医院五楼,从舒适的角度来说,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最好的时候也比不上巴士底酒吧,医院的灯光也比不上奥林宾馆,但半夜这个时候,这里甚至比平时更加令人压抑。
将为卡门抽除腹水的医生已经在楼上等着我们,他肯定就只有28岁,最多29岁。
“你是不是来接受腹水穿刺的?”他问。好极了,我又学到一个新词。卡门点头。我和医生协助卡门躺上轮床。她被麻醉,然后一根半厘米厚的导管插入腹部一侧,导管另一头是一个桶,里面慢慢装上从卡门腹部流出来的黄色液体。一升,两升,三升,四升半。卡门斜躺着,就像一碗煎饼面糊,时不时抖动着。4。7升。
卡门解脱了。
“就像你整一个星期没能排尿一样!”
现在卡门的腹部空了,她可以稍微走动了。我们静静地顺着黑暗冷清的医院走廊朝门口走去。十二点一刻我们回到家。弗兰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和卡门一路上几乎什么也没说。
“谁想喝点东西?”我问。
“一杯水。”卡门轻轻地说。
“我要喝点伏特加。”我对弗兰克说,“你呢?”
“啤酒就可以了。”
我过去坐下,慢慢回想着今晚发生的事。这是自从卡门患癌症以来我一直担心的情形,必须半夜惊慌赶去医院。今晚直接进入了癌症恐慌排行榜前五位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则是我老婆的秃头。我哭了起来,卡门也跟着我一起掉泪,弗兰克走过来,双臂环抱住我们。
“上午我就应该说我挺不住了,不是吗?”她内疚地说。
“是。”我厉声说。
“但我不愿总是抱怨肚子——”
“半夜在恐慌中开车去医院要糟糕得多。”
“你应该要诚实,卡门。”弗兰克在临走之前说道。“至少这样丹会知道当你说可以的时候你是真的可以——”
卡门尴尬地点头,拥抱弗兰克,送他出去。
没多久,我听到从洗手间传出一声尖叫,“看这是什么!”她哭着,吓坏了。
在她股腹沟左上方有一个像桌球一般大小的肿块,我也吓坏了。感染?还是在这三个小时内长出的不知名的肿瘤?我装作镇定。我们给医院的值班医生打电话,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我们决定给罗登巴赫打电话。
他在电话中解除了我们的疑虑。没什么严重的,桌球大小的肿块是穿刺的结果,穿刺在腹壁不同层上留下了洞眼,现在腹部所剩余的腹水由于重力都滴到腹部最低的部位。
“我们居然没有想到这个。”卡门苦闷地说。
如果卡门躺下,腹水将重新在她腹部散开,到明天早上洞眼基本上就愈合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打通了罗登巴赫的电话,因为卡门疼痛的呻吟声把我惊醒。
“医生,还是丹?范迪安潘。”我紧张地大喊,又一次陷入慌乱。“我妻子躺在我身边,她都痛得缩成一团了!她说像是阵痛,但那不可能,不是吗?”
又一次,罗登巴赫没有惊慌。他说过几分钟就好了,这是腹水穿刺之后常见的现象,腹部的器官忙于回到原来的位置。
“我的心绞痛起来了。”我告诉罗登巴赫。
“其实这么想就对了。”他说。
我紧紧抓住她的手,用力攥着,生卢娜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用力抓她的手。很快痉挛结束了。天也亮了。一个小时以后卢娜醒了,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