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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去的是夏威夷而非休斯敦。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位远亲，他是一位肿瘤大夫，他给我推荐了一位血液肿瘤大夫。母亲想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位彼得·理查兹大夫。后来我们发现，原来理查兹大夫就是15年前替我母亲开刀的那位外科医生的学生。多么幸运啊！安德森医院大力推荐，说他是多年来最好的医生，他们很希望他能留在医院服务，但他选择回到旧金山的儿童医院，因为他的父亲是那里的首席外科。我心里一直在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也非常满意。
第二天我到彼得·理查兹大夫的诊所，很快便对他产生了好感。他很年轻、可亲，而且很能干。他检查完我的肿瘤后，也建议我把它拿掉，而且他觉得应该立刻取出来。
也许我仍旧为婚礼、为坠入情网、为夏威夷的蜜月而兴高采烈，因此这件事一点也没困扰到我。我们决定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四下午四点进行肿瘤切除，这样实验室更有足够时间检查冷冻切片，然后给我们一份报告。因为手术当日即可返家，而且只有局部麻醉，我想我还是能参加明天的期末考试。我计划期末考试一结束，就立刻启程前往夏威夷。
理查兹大夫很温柔地问我：“如果有状况发生的话，你怎么办？”
我回答：“那么我们就不去了。”我因无知而快活。经过几周的恐惧，现在我已换上“如果是癌症我也能应付”的乐观态度。
当晚和第二天我都在准备考试。肯正埋首完成《量子问题》。我告诉他不需要陪我去医院，因为我不想打断他的工作。多年来我早已习惯自己处理事务，而不习惯求助于人。肯很惊讶我竟然会想自己单独前往医院，但是当他决定陪我一同前往时，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崔雅和我前往儿童医院，一路谈论着夏威夷的蜜月计划。我们找到当日返家手术区，开始办理各种手续。突然我变得非常不安，手术还没开始，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
肯比我更紧张。我脱下衣服，换上手术衣，戴上手术圈以辨别身份。一位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大夫来到我身边，问了一些看来无关痛痒的问题，后来我才明白它们的重要性。
“你第一次月经来潮是几岁？”
“应该是14岁。比大部分人都晚。”（月经来得早的女人得乳癌的几率大）
“有没有小孩？”
“没有，我从没怀孕过。”（30岁还没生小孩的人得乳癌的几率更高）
“你的家族中有没有人得过乳癌？”
“我一时想不出有什么人得过。”（我几乎完全忘掉母亲的妹妹5年前得过乳癌。家族之中如果有人得乳癌，罹患此病的几率比一般人高）
“你的肿瘤会不会痛？以前有没有痛过？”
“没有，从没有痛过。”（癌症肿瘤几乎从来不痛）
“你对这次的手术有什么感觉？如果觉得紧张，我们可以给你一些镇静剂。”
“我觉得很好，似乎没有必要。”（研究报告显示，手术前会害怕的女人，比较不容易得癌症；那些看起来非常平静的人，反而容易得）
“你们两位是不是素食者？我从人们的肤色可以看出他是不是素食者。”
“没错，我们两个都是。我从1972年开始吃素。”（我小时候吃的东西有很多动物性油脂，有人说这也是导致乳癌的原因之一）
不久我躺在一张急诊床上，正通过一条只看得到天花板的长廊。鸟瞰的相反词是什么？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都处在那种情况里。我发现手术房出奇的冷（为了不让细菌滋生）。一位护士递给我一条很温暖的罩单，像是刚出炉一般。她一边准备，我一边和她聊天。我对所有的程序都很感兴趣，希望得到最详尽的解说。她为我贴上心脏测试器，她说如果我的心跳降到60以下，测试器就会发出警讯。我告诉她我的心跳通常比较慢，于是她把标准降到56。
我们这一群人，包括那位友善的护士、斯堪的纳维亚大夫和我的好友理查兹大夫，开始闲聊起度假、爬山、滑雪、亲人、哲学，等等。他们在我搜寻的双眼和我的右胸之间架起了一层薄薄的屏障。我很希望有一面镜子能让我看到手术的过程，后来觉得太血腥而作罢，早先打进我右胸的麻醉药已经起了作用。我所想像的手术画面十分鲜活，但也许是不正确的。有几次心脏测试器发出警讯，显示我的心跳已低于56，然而我是那么的平静。理查兹大夫和助理讨论皮下缝合的技术，接着手术大功告成。
我听到理查兹大夫说：“叫某某大夫来！”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我立刻问道：“出了什么差错吗？”我的声音带着惊恐，我的心跳远远超过56。理查兹大夫说：“哦！没什么事。我们只是在叫一位等着化验肿瘤的病理大夫。”
一切都很正常，我放松了下来，不太明白为什么惊慌失措。医护人员帮我清理完身体，掀开被单扶我坐上轮椅。这时我已不像手术前通过走廊时那么无助。我被推到护士的桌前填写表格，心里想着第二天的考试。理查兹大夫出现在我面前，询问肯在哪里，我漫不经心地说他可能在等候室。
当我看到彼得走下楼梯时，我已经知道崔雅得的是癌症了。我要求值勤护士带我们去密室商谈。
几分钟后，我们三个人来到密室。理查兹大夫喃喃自语地说他很抱歉那个肿瘤是恶性的。我震惊得几乎僵住了。我没有哭，茫然地问了几个很理性的问题，尽量把持住自己，连一眼都不敢看肯。当理查兹大夫出去叫护士时，我回头看了一下肯，周遭的一切突然消失，我从轮椅上站起来，扑向他的怀里，开始放声大哭。
灾难爆发时，脑子里往往升起很怪的念头。我觉得宇宙突然变成了薄纸，有人在你眼前把这张薄纸撕成了两半。我因震惊过度而有一种非常坚强的感觉，这份坚强感来自彻底的冲击和茫然失措。我很清醒，全神贯注于当下。我记得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就事论事地说过：“面对死亡能使你的心格外专注。”没错，我确实格外专注；但是我们的世界却被撕成了两半。当天所有的事情好像都以慢动作进行着，一幕又一幕，就像痛苦的静止镜头，没有任何保护和过滤。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我只记得一些片段。当我放声大哭的时候，肯把我抱进怀里。我竟然想一个人来医院，我是多么的愚蠢啊！接下来的三天我好像都在哭，但不知为了什么。理查兹医生回来告诉我们未来可以做的选择，譬如乳房切除手术、放射治疗、植入手术、去除淋巴结等等。他说他并不期望我们把这些名词记住，他会很乐于再解说一遍。我们有一个礼拜至10天的时间做决定。一名在乳房健康咨询中心工作的护士给了我们一大堆资料，并且给我们做了最基本而无趣的解说；世界快毁了，我们根本听不进去。
我突然想奔出医院，出去吸一口正常的空气，我不想再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件被毁掉的东西，我很想对肯致歉。这么棒的一个男人，与我结婚还不到10天，却发现他的新婚妻子得了癌症；就好像打开一个等待已久的礼物，却看到里面的水晶礼品已经破碎。结婚不久就要承受这么大的打击，对他而言太不公平了。
肯立刻打断了我的想法，他甚至让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蠢的事。“我找你不知多久了，能拥有你，我已经很高兴了。我不会放你走的，我会永远陪着你，你不是一件已经毁掉的东西，你是我的妻子、我的灵魂伴侣、我人生的光明。”他根本不让我独自面对这件事，毫无疑问地，他将尽可能陪在我身边；未来的几个月我发现他真的办到了。
我记得在我们开车回家的途中，肯问我得癌症会不会觉得丢脸，我说不会，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不觉得那是我的错，我只觉得自己像一名中奖的现代人。四个美国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得癌症；10个女人中就有一个得乳癌，但大部分人罹患的年龄都比较晚，大夫们通常等女人35岁以后才替她们做乳房检查。我从未听说波霸级的胸脯会有更高的危险性，但在30岁以前生个孩子似乎能得到某种保护……关于这一点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的人生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回到穆尔海滩的家，整个晚上我们勉强自己打电话通知亲友。
我蜷缩在沙发里哭，一想到癌症这个名词，泪水就像反射动作一样涌了出来，好像这是唯一正常且妥当的反应。肯打电话通知亲友这个坏消息时，我只是坐在那里时而低泣、时而饮泣；我根本没力气和任何人讲话。肯来来回回地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跑过来拥抱我……
过了一阵子，我的感觉突然改变了，自怜失去了它的味道，脑子里不断捶击的“癌症”字眼也愈来愈少。眼泪不再能满足什么，就好像吃了过多的饼干而失去滋味。肯打最后几通电话时，我已经平静得可以和他们讲话；这总比坐在沙发上像个涨得漏水的瘤要好一些。“为什么是我？”之类的问题被“现在该怎么办？”取代。
往事像静止的画面一幕幕缓慢、痛苦而鲜活地掠过。医院里打来了几通电话都是坏消息，肿瘤有两点五厘米大，也就是把崔雅列入第二期癌症的阶段。它们很可能透过淋巴系统扩散，更糟的是病理化验显示，这个肿瘤的细胞极度分化不良（也就是说非常像癌细胞），如果有一到四的等级，那么崔雅的肿瘤应该属于第四级——很难杀死，而且成长速度非常快。
虽然每件事都像慢镜头一般痛苦地发生着，但每个镜头也都包含了太多的经验及太多的讯息，因而制造出一种古怪的感觉：好像事情既快速而又缓慢地发生。我的脑子出现了一个打棒球的画面——我站在那里戴着球套，有几个人不断丢球给我，许多球都打在我的身上和脸上。我站在那里，带着傻傻的表情说：“喂！伙伴们！可不可以慢一点，让我喘口气吧……”坏消息还是不断地传来。
没人打电话告诉我们任何好消息，这难道还不够吗？来一点希望之光吧？每一通电话打来，我都重新经验一次自怜，为什么是我？我没有打断心中的反应，过了一会儿，我已经可以平静地把这些消息视为实际的报告。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有一个两点五厘米的肿瘤需要切除，它是会扩散的癌，而且肿瘤细胞极度分化不良。这是我们目前知道的所有讯息。
时间很晚了，肯去厨房泡茶。外面的世界安静下来，我的眼泪也开始涌出。那是无声而绝望的眼泪，这件事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肯回到房间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他坐下来把我紧紧地拥在怀里，我们不言不语，望着黑暗发愣。
3 被意义定罪
我突然醒了过来，非常不安，这时应该是清晨三四点。肯在我身边睡得很沉，外面黑暗而寂静，从天窗可以看到星星。我的心一阵绞痛，喉头跟着紧缩，我在恐惧什么？我发现自己的手正在抚摸右胸上的绷带，我可以感觉底下的缝线。我想起来了，我不想记住它，也不想知道；但是癌症在我婚礼后的第五个漆黑的夜晚唤醒了我。我得了癌症，我得了乳癌，几个小时前一个坚硬的肿瘤才刚从我的右胸部除去。
我得了癌症，我得了乳癌。我相信这是真的，但同时我又不相信。我不能让它进入我的头脑，这会让我在夜里睡不着觉。它卡在我的喉咙里，从眼睛里流出来。这件事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它让我的心怦怦地直跳，在这平静温柔的夜晚，它的声音那么大。肯躺在我的身边，睡得很沉，我可以感觉他的温暖和坚强，可是我突然觉得非常孤单。
不，我不能入睡，我的喉咙发紧，我的胸口剧痛，我紧闭的双眼拒绝接受这个事实，我该怎么办？我坐了起来，小心翼翼地爬过肯的身体。屋子里很冷，我穿上浴袍，把自己舒适地裹在这份熟悉感中。现在是12月天，这所坐落于太平洋的房子里没有任何暖气设备。我可以听到穆尔海滩在黑暗中的浪涛声。我没有生火，只披着一条毯子取暖。
我清醒得不得了，独自一人和自己的恐惧相处。我该怎么办？我不觉得饿，不能打坐，看书又不太妥当。突然我想起护士给我的那包资料，对了，我应该读一读。这样似乎可以减少因无知而滋长的恐慌。
我蜷缩在沙发上，把毯子裹得更紧一点，不知道今夜有多少女人被同样严厉的打击唤醒？有多少女人心中正击打着癌症的无情鼓点！环绕着癌症这两个大字，我们的文化编织出无尽的影像、概念、恐惧、故事、照片、广告、文章、电影和电视；它们充斥着恐惧、痛苦和无助。这两个字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必须摆脱它。虽然我对癌症知道得很少，但这些故事告诉我，它是恐惧的、痛苦的、无法掌握的以及神秘而强大的。没有人了解它，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开始或如何才能制止它。
这就是一直在我身体里滋长的东西。我打了个冷颤，像蚕茧一样把自己裹在毯子里。长久以来我每个星期慢跑12里路，我吃得很好，通常是生菜沙拉和蒸过的青菜，我一直规律地静坐、学习，过着宁静的生活，谁能了解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人会得癌症？
我坐在沙发上，腿上堆着纸张和小册子。我急于想知道更多，无知会助长我的恐惧，于是我开始阅读。某个女人发现自己的肿瘤时，大小就像一个苹果，我的是两点五厘米。我读到一个孩子得了白血病，这么小的孩子就要受这样的折磨，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读到一些从未听过的癌症种类，还有手术、放射线治疗和化疗。资料显示某个百分比的人经过5年仍然存活，另外一个百分比的人死亡了，我将属于哪个百分比呢？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无法忍受的是这种未知，这种在黑夜中的探索和战栗。我该不该准备活下去？或者准备等死？没人能告诉我，他们只能给我一些数据。
我继续沉潜于这些文字、照片和数据中，它们填满了我的脑子，使我不再想那些令人恐惧的故事。彩色照片中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与充满关爱的医生商量事情，另外有些病人和家属对着镜头微笑。不久便轮到我了，我也会变成一个癌症的数据。这些照片很清楚地告诉我，这件事不只在我身上发生，多少人已经深深地涉入这场癌症的战争。
阅读安抚了我，今晚这些资讯就是我最好的治疗。后来我发现我知道得愈多，愈感到安全，即使坏消息也是如此。无知令我恐惧，知识却能安抚我的心。真的，最糟的就是无知。
我爬回床上，紧紧靠着肯温暖的身体。他已经醒了，安静地望着天窗。“你知道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我知道。”
“孩子，我认为我们可以战胜它，我们首先得弄清楚该怎么办……”
就像崔雅所说，我们眼前的问题并不是癌症，而是取得足够的资讯。你所能得到的癌症资料，基本上都不属实。
让我来解释一下，不论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他必须面对两个不同的实存。第一，这个人必须面对疾病的整个过程——骨折、流行感冒、心脏病突发、恶性肿瘤，等等。以癌症为例，它只是某一种特定的与医药和科学有关的疾病罢了，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判断，它和是非、对错无关，就像一座山的存在一样。
然而，一个病人还需要面对他的社会或文化赋予那个特定疾病的批判、恐惧、希望、神话、故事、价值观和各种意义，这些我们可以统称为“心病”。所以癌症不仅是一项疾病、一种科学和医学的现象；更是充斥着文化和社会意义的心病。科学能告知你何时、如何得了这个病，你所属的文化或次文化却教导你如何形成心病。
疾病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一个文化对某种疾病能抱持慈悲与理解，那么任何病都可视为一项挑战，一次治疗的机会。如此一来，“病”就不是一种谴责或诅咒，而是更宽广的治愈与复原的过程。如果我们从正面和支持的角度来看疾病，疾病就更有可能被治愈，病人也能因此成长。
人类都被意义定了罪，他们好像注定要制造各种价值和判断。好像我得病这件事还不够，我还得知道“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为什么是我？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做了什么错事？它是如何发生的？换句话说，我必须赋予这个疾病某种意义，而这个意义让我和我的社会紧紧相连。
譬如淋病，纯粹以病理来看，它只是生殖泌尿道附近的组织被淋球菌感染的性伴侣经由性行为传递的。抗生素，尤其是盘尼西林，治疗它特别有效。
然而社会在病理之外，又赋予它极大的价值批判，某些意见属实，但大多数是错误、残忍的。譬如得淋病的人是肮脏的、变态或不道德的。把淋病视为道德上的疾病，对病人而言是很大的惩罚。那些得淋病的人被视为活该，因为他们不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
即使这个疾病被盘尼西林治愈，加在它身上的批判和诅咒，仍然吞噬这个人的灵魂：我是很糟的人，我不好，我很恐怖……
透过科学可以找到有关淋病的解说，透过社会，我理解到的则是我的心病，不管这份理解是正面或负面、鼓励或谴责、救赎或惩罚——这些都会对我或我的疾病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眼中的病态，往往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性。
当社会把某种疾病视为不好的或负向时，通常是因为恐惧或无知。在人们还不了解痛风是一种遗传疾病以前，它曾经被视为道德上的弱点。一个简单的疾病会变成充满罪恶感的心病，纯粹是因为缺乏正确的科学知识。同样的，当人们还不了解肺结核是结核杆菌引发之前，结核病人通常被视为性格懦弱而被结核病菌逐渐耗尽能量。一个纯粹因传染细菌引起的疾病，竟然变成了懦弱的象征。更早一点的黑死病和大饥荒，甚至被视为上帝的惩罚，因某人牵连出集体的罪恶而遭到天谴。
被意义定罪的意思是：我们宁愿被冠上有害与负面的意义，而不愿什么意义都没有。因此每当遭受某种疾病打击时，社会立刻提供一些现成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让病人能了解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如果社会并不清楚某项疾病的真正原因，这份无知通常会助长恐惧，接着助长对这个病人负面的价值判断。如此一来这个人不但有病，而且成了令人失望的人。这份由社会所造成的批判与失望，常会变成一种自问自答的预言：“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会生病